【背景】在1949年4月20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际，我军迅速发起了一场名为渡江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第三野战军65万兵力、第二野战军35万兵力（包括中原军区8万部队）以及第四野战军的先遣兵团12万战士共同投入了战斗。首先，百万雄师浩浩荡荡跨越长江，构建了东、中、西三个强大的突击集团，成功突破国民党军沿宜昌至上海一线长达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其次，部队接连攻克南京、上海、杭州等关键城市。这场战役亦被称作“京沪杭战役”，共计歼灭敌人43万有余，成功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众多重要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域，浙江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份的部分区域。
京沪杭战役，亦称渡江战役，在我国革命历史与人民军队的战斗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军史的研究领域以及文学、影视作品的呈现中，对其重要性的体现却相对不足。渡江战役总前委其表现频繁，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强词夺理，然而对于粟裕将军在渡江战役中的卓越贡献，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却几乎被完全忽视。事实上，粟裕将军是京沪杭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军事指挥核心。
一、粟裕实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真正主要起草人。
战役计划，犹如行动的宏伟蓝图。只有透彻把握战略、战役与战术三者间的理念内涵、彼此间的界限以及相互间的关联，方能够科学制订战略、战役、战术方案。如此，方能确保战略意图得以贯彻，战术实施得力，进而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
粟裕在渡江作战中话语权最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古训道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亦即没有深入的调查与细致的侦查，便无权发表自己的见解。粟裕将军首开先河，全面展开了对敌情的调研与侦查工作，从而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了如指掌，全局尽在掌握。因此，在制定渡江战役计划时，他无疑是拥有最高发言权的人选。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令，命粟裕率领三支纵队渡过长江。然而，在粟裕的建议下，并经毛主席及中央军委的批准，华东野战军暂缓实施渡江南进的行动。正是这一决策，孕育出了中外战争史上堪称奇迹的淮海战役。尽管“暂缓渡江南进”，但粟裕早在1948年初便开始指挥华东野战军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作战准备。
他创建了渡江先遣纵队，并陆续派遣了数百名干部奔赴沿江地带展开工作，同时，一个加强营及两百余名干部被派往皖南。
他委托东北解放区代为采购一批用以改装木船成为汽船的引擎，同时开展船只分布状况的调研与船只筹备工作。
在济南战役尘埃落定之际，粟裕立刻下令渡江先遣纵队向南推进，直至淮河以南、长江之北。紧接着，他再派数个加强营奔赴皖中、苏中区域。在当地党组织与游击队的紧密协作下，他们广泛动员民众，深入开展了调查研究，并对长江沿岸的敌情进行了细致的侦察。
他格外关注派遣部队对沿江地形进行详尽勘察，对长江渡口、水文状况以及与之相连的河湖港汊进行了细致的测量，并将所得数据绘制成详尽的地图。
在红军时代以及新四军时期，粟裕便在江南一线持续奋战，更曾三次跨越长江天险。而他对于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亦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些经历对于制定精准的渡江作战策略至关重要。事实上，在我军渡江作战的高级将领中，粟裕无疑是对于渡江作战最具话语权的一位！
2. 粟裕率先拟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各种词条与影视作品中，普遍提及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然而这一说法与事实颇有出入。若果真在3月31日才确立该纲要，那么在仅有的20天时间内，发动渡江作战并调动部署百万大军，无疑是天方夜谭。实际上，粟裕才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核心制定者，并且是这一纲要的最早拟定者。
1948年12月16日之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自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小李家中中野司令部启程，奔赴安徽省萧县蔡洼村的华野司令部，与粟裕将军汇合。翌日，即12月17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此地召开了战役期间仅此一遭的会议，议题却意外地聚焦于渡江战役。此会议与其说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最后一次聚会，毋宁称之为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首次预备会议。会上达成决议，由粟裕将军与张震将军共同承担起草渡江战役作战计划的重任。
1949年2月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与中原局、华东局于商丘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这实际上可视作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第二次预备会议。会上，重点审议了由粟裕与张震共同草拟的渡江战役作战方案。会议对渡江战役的作战时间、兵力配置、军队教育强化及后勤保障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明确，并对各兵团渡江的具体地段和作战任务进行了大致划分。
“商丘会议”圆满结束后，淮海战役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及准备工作意见的报告》。随后，于2月11日，在商丘的张菜园村，淮海战役总前委正式更名为渡江战役总前委。
3月26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于蚌埠孙家圩子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对此次战役的作战策略、战术规范、兵力配置、战役进程、协同作战以及后勤支援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讨。
3月29日，中央军委向总前委下达紧急指示，要求迅速上报拟定的渡江作战计划。据此，31日便呈报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显而易见，《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诞生经历了酝酿、研讨、修订及优化的各个阶段。然而，无可置疑的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最初的草稿由粟裕与张震共同拟定，并在“商丘会议”上得以基本定型。
3. 陈粟发布渡江战役预备令2月9日，商丘会议圆满落幕之际，紧接着于2月18日，粟裕将军在徐州贾汪之地，主持召开了三野前委的扩大会议，旨在对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进行深入部署。
19日，粟裕主持召开了三野军高级干部的作战会议。会上，他着重阐述了渡江作战后如何有效歼敌的三种战役构想及应对策略。与会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达成了统一的作战共识。
2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四将领联袂签署《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1号）。命令中详尽部署了渡江之后的东进与西进策略，并对第20、23、24、25军的作战序列进行了相应调整，清晰划定了各部队的具体行动方案。
陈毅出席了三野前委的扩大会议以及作战会议，并在预备命令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随后，他即刻返回总前委。在此期间，三野的代司令员与代政委一职依旧由粟裕担任。粟裕领导三野的指挥机构，依照原定计划向东迁移至苏中泰州地区，全面负责指挥三野所有部队的渡江作战行动。
需特别指出的是，以下三点至关重要：首先，三野的渡江战役预备令的发布时间最早；其次，若缺乏统一的渡江作战规划，三野又怎能轻易调动65万大军；最后，粟裕将军是实际指挥三野渡江作战的最高指挥官。
4. 粟裕不认同“打促和”计划。
首先，若炮击之后无法立即发起渡江作战，汤恩伯便将有机会从容布署。其次，除却此点，潜伏于江南国民党势力内部的情报小组亦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这无疑将给我们的渡江战役增添重重障碍。
粟裕的见解迅速被上报至毛主席处，毛主席遂即采纳了他的建议。
与中央“以打促和”的渡江作战计划完全相悖，此情形与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令粟裕率三纵队渡江，粟裕大胆直言其异议——颇为相似。然而，这一次，毛主席亲自派遣使者至粟裕病榻前征询意见。这在我国军史上实为渡江作战战役策划中的罕见佳话，亦彰显了粟裕在渡江战役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5. 粟裕不赞同调整渡江时间。4月10日，鉴于国共和平谈判协议的签署，毛主席决定将渡江作战的部署推迟半个月。在此关键时刻，毛主席再次特地征询了粟裕同志的看法。请注意，这乃是一次“特地”的征询，对粟裕同志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
粟裕直言不讳：若推迟半个月，恰逢雨季，江水将急剧上涨，导致江阴下游无法顺利渡江，加之其他诸多不稳定因素，毛主席对粟裕的意见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据此确定了渡江的时日。
紧接着，粟裕向军委紧急通报：“根据当前的谈判进展，我军需作出决定，将渡江行动推迟一星期，即原定十五日的渡江计划调整为二十二日。恳请军委即刻下达相关命令。”
鉴于渡江作战的紧迫性，恳请不要再将行动推迟至22日之后，20日前后应为最佳时机。
二、在著名的京沪杭战役中，粟裕同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作用。
渡江战役亦被称作“京沪杭战役”，该战役的重心在于夺取京沪杭地区。粟裕所率领的三野部队承担了至关重要的正面攻势任务，成为攻克京沪杭的核心军事指挥力量。
6. 三野占三大突击集团之二在淮海战役的烽火中，华野部队成功歼灭了国军第7兵团，并与中野并肩作战，合力围剿了国军第12兵团，所缴获的武器装备悉数交付中野。此外，华野部队还实现了对杜聿明集团（包括第2兵团和第13兵团）的全歼。而在渡江战役中，三野（原华野）再度担纲主演，英勇奋战。
渡江战役部署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运用了宽阔正面、重点突出的多路并进的战术，发动了百万雄师跨越长江的壮举。东、中突击集团主要由第三野战军构成，而西突击集团则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承担。
东突击集团由三野第8兵团指挥的20军、26军、34军、35军，以及第10兵团下辖的23军、28军、29军、31军，再加上苏北军区的三个独立旅，共计35万大军所组成。
中突击集团由三野第7兵团指挥的21军、22军、24军，以及第9兵团下辖的25军、27军、30军、33军共同组成，总计兵力达到三十万。
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篇章里，三野投入了65万雄师，二野则出动了28万精锐，中原军区亦派出8万兵力（隶属于二野指挥）。由此可见，三野参战兵力占据了总数的三分之二。
7. 三野正面战任务最重。粟裕所率的三野部队作为京沪杭战役的主力，肩负着“首要目标为歼灭江防敌军，继而向南挺进，旨在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关键城市，并最终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以及浙江省全境”的重任。
在渡江战役的关键阶段，东突击集团下辖35万精锐，由三野代司令员粟裕与参谋长张震亲自领军，部署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同时攻克瓜洲、浦口、浦镇，以此吸引并牵制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则从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发起渡江行动，成功后直指京沪铁路（南京至上海），旨在阻止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并拦截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随后，他们继续向长兴、吴兴等地推进，与中突击集团协同作战，切断京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道，实现战役合围，进而合力围歼被围之敌。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下辖30万人，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同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部队迅速东进，与东突击集团合力，完成了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随后依次击溃被围之敌。第7兵团亦做好夺取杭州的准备。
“无论敌军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无论战局如何演变，中、东两路的主力部队必须实施东西双向推进，力求尽快实现会合，以实现分割和包围敌军的战略目标”，这无疑是整个战役的关键所在。
渡江战役的关键并非单纯的渡江行动，其核心目标在于夺取南京、上海和杭州。在这场战役中，由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肩负了攻占这三座城市的重任。具体而言，是第三野战军的第35军成功占领了南京，第21军攻占了杭州，而上海则是在地下党组织和上海市民的大力支持下，由第三野战军所攻克的。
8. 粟裕可独立指挥三野。在某种程度上，粟裕堪称“京沪杭战役”当之无愧的实际指挥核心！
中央授权粟裕独立指挥三野众所周知，1948年5月，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将陈毅同志派往中原局、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担任要职。然而，在粟裕同志多次强调“华野离不开陈军长”之际，中央最终作出决策，尽管陈毅同志被调往中原任职，仍保留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与政委的职务，同时规定“陈毅在华野的党政军职务由粟裕同志代理”。因此，在随后的豫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同志实际上担任了华野的首领职务——代司令员、代政委、代理前委书记，历时约七个半月。1949年1月15日，华东野战军正式更名为第三野战军。中央军委于2月11日专门发出电文，指示在陈毅同志不在三野期间，粟裕同志继续担任三野的代司令员、代政委及代理前委书记。
在渡江战役筹备期间，第三野战军频繁独立向中央军委进行汇报。例如，在3月30日，粟裕代表三野前委，详细上报了渡江作战的筹备进展与具体部署，并分别向中央军委及第二野战军进行了转报。此外，他还发布了《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2号）。
经中央军委核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明确指出：东部与中部两路（涵盖4个兵团）由粟裕与张震共同指挥。此外，在渡江战役完成之后，“东部与中部两路的详细作战安排，包括第七、第九兵团的东进路径，均需依据三野首长的详细指令进行规定”，而粟裕实为三野的实际最高指挥官。
这句话经得起反复推敲，其价值不言而喻。换言之，无论是进行渡江作战，抑或是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和目标攻占京沪杭，三野所有详尽的作战部署、行动路线及时间安排均由粟裕亲自定夺。换言之，粟裕享有中央军委授予的独立指挥渡江战役大部分兵力、独立指挥三野实施京沪杭战役的“特殊权力”。
这相较汉武大帝在派遣大将军卫青首次出征匈奴时，所赋予的“放手一搏，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极大信任，对粟裕的授权显得更为隆重。
从毛主席电报称谓看粟裕地位在渡江战役启动前的十天里，从毛泽东亲自草拟的中央军委的电令中可见，其电文的开头均是在“总前委”的称谓之后，将粟裕的名字置于首位，这一举措充分彰显了粟裕在此次战役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4月11日，电讯传来：总前委亦致信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4月14日新闻播报：总前委成员包括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以及李达。
4月18日，传来消息：总前委成员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联名发出电文，明确表示：“我们完全赞同总前委的全面部署……请各位立即依照这份总计划，坚决而彻底地予以执行。此计划不仅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亦对政治局势不可或缺，绝不允许有任何变动。”此电文发布于渡江战役发起的前两天，其中依然将粟裕的名字置于首位。
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转达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同志。
透过毛主席电报中的称呼，可见粟裕在“京沪杭战役”中的军事指挥地位至关紧要。
“而第二个，正是我毛泽东！”到了1961年，毛主席在与蒙哥马利元帅会面时，曾赞誉道：“在我众多的战友中，有一位堪称带兵打仗的高手，他就是粟裕。”（毛主席在1961年9月于武汉与蒙哥马利的对话中，对粟裕“最会带兵打仗”的评价存档于中央档案馆，但因故未收录入《毛泽东年谱》或《粟裕年谱》等中央文献——详见《张雄文：粟裕年谱“暂缺”与毛泽东说“粟裕最会打仗”》凤凰网历史频道。）毛主席将粟裕视为“战友”，并赞其为“最”擅于指挥作战，这并非偶然之词，而是源自深厚的情谊！
炮击英舰确保渡江按时完成4月20日，标志着我军对外国军舰撤离长江的最后期限。当日上午8时30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擅自驶入位于三野第八兵团渡江准备地段的扬州三江营江面。在公然无视我军发出的鸣炮警告后，三野的两个炮兵连果断开火，击中“紫石英号”超过30发炮弹。该舰接连升起三面白旗，慌乱中投降，却不幸搁浅。
得知英舰阻挡我军渡江，毛主席语气坚定地指示：“速电粟裕、张震，并告知渡江总前委，对于擅自闯入我军作战区域，干扰我军渡江行动的舰艇，均可采取炮击措施，无需再行请示。”毛主席接着说道：“南京的蒋氏政权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然而我们此次仍动员二野、三野百万雄师同时渡江，正是以‘牛刀杀鸡’之势，以防万一的外国干涉，如今果然遭遇了这一局面。”毛主席进一步指示：“驻扎于南京的‘伴侣号’以及英国在香港的远东舰队预计将迅速增援，告知前线士兵，未来几日内需做好迎接更大规模炮击的准备。”
4月20日的午后，"伴侣号"急速驶来，意图拯救"紫石英号"，却不幸遭遇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导致10名英军士兵英勇牺牲，另有12人受伤。梅登中将随即指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全速增援。当时间是下午4时30分，离渡江战役的发起仅余下一小时。在多次警告撤离无效后，我军的战炮轰鸣震天，"黑天鹅号"在滚滚浓烟中匆忙撤离，而"伦敦号"则在江面上摇曳不定……。在此次交战中，三野炮火猛烈，成功击退了英军四艘舰艇，彰显了英雄气概！
从渡江战役的视角审视，炮轰四艘英舰的重要性包括：首先，消除了江面上阻碍我军渡江的外国战舰；其次，确保了渡江战役按计划顺利进行；最后，对蒋介石势力造成了威慑。尽管最初三野对“紫英号”的炮击并非粟裕直接指挥，但从部队领导的角度来看，唯有粟裕能打造出如此强大的部队，也只有这样的部队才能展现粟裕的军事勇气。然而，在后续对三艘英舰的炮击中，毛主席亲自下达了指令给粟裕，粟裕岂能对此无动于衷？遗憾的是，在记录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粟裕的名字却意外地被忽略了。
三、粟裕在京沪杭战役的果断决策
三野主力成功突破长江防线，然而，粟裕并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即刻下令35军迅速抢占南京。23日夜晚，南京城在国民党96军军长吴化文率领下起义改编的35军手中易手，35军迎来了其辉煌的时刻。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介石集团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终结。
10. 粟裕坚拒执行总前委发出的关于“整顿战局”的紧急电令4月24日，渡江战役总前委紧急发出指令：“此次渡江作战已取得辉煌胜利，然而敌人被消灭的数量尚不多。我军一方面派遣部队追击敌人，另一方面必须整顿战局，以克服并遏制因渡江追击引发的混乱局面。”总前委的电令意图明确：我军已成功占领南京，整个渡江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应整顿态势”，以防止任何失误，确保渡江战役的胜利成果不受影响。
在百万雄师勇闯长江、全力追击之际，出现混乱状况在所难免。面对这一关键时刻，如何进行有效的“秩序调整”？具体应如何调整？需要调整哪些方面的态势？调整至何种程度才算达标？
不久前落幕的辽沈战役，我军第四野战军凭借坚韧的步伐追击敌军，将廖耀湘兵团围困于约两百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然而，战场局势一度陷入混乱，我军建制亦随之紊乱。在此困境中，林彪并未首先考虑整顿军纪，反而果断下令：“纵队无需寻找师部，师部无需寻找团部，团部无需寻找营部，全军只需寻找廖耀湘即可。”他随即电令一、二、三、十纵队：“追击务必要迅猛迅速，不计较战术，无需汇报，遇敌即战，边战边侦察。”各纵队随即传达命令：今夜不得用餐、就寝或休息，无论敌军在何处，即行进攻。此情此景，鲜明对比，令人印象深刻！
在2月9日的“商丘会议”上，粟裕便坚信渡江行动难度有限，关键在于渡江成功后必须迅速捕捉敌人，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至19日，他在“贾汪会议”上便将重点放在了渡江后的战术构想上，具体阐述了三种歼敌策略及应对之策。其核心理念便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一切行动都须服从于这一核心目标！
当前，国民党军队已如惊弓之鸟，战机稍纵即逝，若不趁胜追击，日后作战难度必将加剧。鉴于中央军委已授权粟裕独立指挥三野行动，粟裕不顾总前委的电令，下令部队不休息，继续执行追击任务。25日，粟裕再次向军委和总前委发出电报，强烈要求继续追击敌军，并向各级部队发布战斗指令，强调要迅速追击！
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传世名句。这句激昂的诗句，其灵感是否与粟裕连续发来的电报，催促继续追击敌人有关联，令人遐想。
粟裕斩首汤恩伯部12万。在渡江战役胜利之后，于4月21日，粟裕将军立即向总前委及毛主席发出了电报，部署了第7、第9、第10兵团的作战任务，旨在围剿南逃的汤恩伯所部长江防线之敌。同时，第8兵团被指令待命，以便占领南京，而主力部队则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投入太湖地区的会战。
当汤恩伯于当晚启动了将四个军撤往上海及浙赣线的行动，同时另有七个军向杭州退却之际，粟裕并未等待总前委及毛主席的回复，便迅速下达命令，令东突击集团的23军、28军、31军先行出发，旨在截断汤恩伯南逃杭州的退路。
在追击过程中，粟裕于23日至24日凌晨连续下达多份电令，指示部队：“再快一点，更快一点！”三野部队迅速行动，成功截断了敌军南逃的路径。4月26日，我军一举歼灭汤恩伯部两个军，共计三万余人。27日，第10兵团的第29军成功进驻苏州。29日，再下一城，全歼汤恩伯部五个军，约八万余人。
粟裕率部渡江之后，迅速指挥大兵团实施追击与迂回战术，于郎溪、广德一带成功围歼了南逃的12万国民党军队。若这股国军退守上海或杭州，必将对后续的战役造成极大的挑战与困难。
12. 实事求是评价渡江战役总前委渡江战役总前委与淮海战役总前委的职能，其关键影响力尤为显著，主要体现在接连举办的“蔡洼会议”、“商丘会议”以及“孙家圩子会议”这三场重要会议之中。
在这三次重要会议中，“蔡洼会议”与“商丘会议”均以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名义举行，而“孙家圩子会议”则独树一帜，正式以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名义召开，堪称此类会议中仅此一遭。
三次会议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三：首当其冲的是确立了华野与中野的统一指挥体系，并由粟裕与张震共同负责制定渡江战役的战略部署；其次，积极推动中原局与华东局的紧密配合，确保200万大军顺利渡江——涉及渡船的征集、船工的征召以及粮草的补给，同时争取群众的支持，地下党的协作，尤其重要的是，筹备了53000名南下干部，以迎接新解放的城市；最后，会议对《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与修订，并于3月31日正式上报中央军委。
遵循中央军委的指令，全力推进这三项重大任务，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若是对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在战役中的角色进行过分夸大，认为其独揽了整个战役的军事指挥权，那就显得过于夸大了，仿佛只是“多走了一小步”。事实上，从渡江之日起，总前委并未对二野、三野、四野的先遣兵团下达过单独的作战指令；尽管曾发出一份“应整顿态势”的电令，但粟裕对此并未予以理会。
13. 粟裕制定上海保卫作战计划三野的第9、第10兵团，以及增调的第7兵团第23军与第8兵团第25军，肩负着攻占上海的使命。然而，最为艰巨的任务莫过于在攻城过程中尽可能完整地保护上海城池。
粟裕精心构思了一项理想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攻击苏州河以南防御较为薄弱的区域，同时重点攻克吴淞。此举既能有效切断汤恩伯部海上撤退的通道，又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城市的破坏。然而，选择在汤恩伯的防御优势地带展开作战，无疑会增加我军的伤亡风险。对于粟裕的这一战略部署，我们必须铭记，绝不能贪图一时的功绩而忽视其背后的深思熟虑与艰苦努力。
“在瓷器店里捉拿老鼠。”
继之，三野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协同作战下，成功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现为宁波市北部）、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及广大区域。至1949年6月2日，三野一部成功解放了崇明岛，标志着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
此战共击溃敌军43万之众，其中，粟裕所率三野部队歼敌达34.71万。粟裕不负众望，英勇指挥！
结束语：京沪杭战役，作为我军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强渡江河进攻战，标志着我军战略追击阶段的大规模攻势。在这场战役中，三野、二野、四野协同作战，各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也给予了广泛的支持，各方贡献均不可磨灭。
对于渡江战役总前委的角色与影响，我们必须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评估。依据军队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责制，在实施京沪杭战役期间，作为总前委书记，其职责并非独揽军事指挥大权，更不应无中生有，刻意淡化粟裕在渡江战役中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贡献。
毛主席将华野（三野）的全权交予粟裕指挥，曾不止一次致电粟裕强调：“由你们自主决断，不必每事都需请示！”“在局势紧张之际，可独立处置，无需请示。”他还表示：“望你们果断行事”，“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策。”这番高度信任的表态，无疑彰显了在作战方面，粟裕的专业素养无可比拟，然而，粟裕本人并未过多自诩。
“没有毛主席的指挥，你们能打什么仗？哪场战争是你们自己打赢的？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吗？”而毛主席则谦虚地赞誉，“我的战友粟裕最擅长用兵”。这种评价并非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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