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8日，这一天成为了朝鲜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天，双方达成一致，共同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这一文件的签署，意味着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的倒计时已然启动。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签署相当于直接签署了《停战协定》。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当双方筹备签署协议之际，韩国总统李承晚突然发出了一阵尖锐的言论，声称：
“我们无法容忍这种如同对韩国宣判死刑般的停战协议。”
李承晚似乎又要食言，归根结底，他内心难以释怀。确实，他怎能甘心？与全球头号强国美国携手，带领16国联军介入朝鲜战争，总计18国并肩作战，对抗中朝，却最终落败，这其中的原因令人费解。
李承晚的言辞刚落，便着手实施所谓的“释放战俘”计划，实则是在假意释放战俘之后，诱导他们加入其军队。
李承晚
“我们必须在行动上作出显著表态，对敌方施加足够的压力。”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行动上的表态”，涵盖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我方对敌方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对敌人实施强有力的打击。
毛泽东的旨意在于：既然你李承晚不愿甘心、不服输，那我就将你所为公之于众，同时加大力度让你彻底屈服，让你深刻领悟当前的局势。
自朝鲜谈判启动以来，毛泽东始终亲自指导整个过程。他之所以对朝鲜谈判给予如此高的关注，是因为他将此次谈判视为一场全方位的对话，涵盖政治与军事两大领域。
毛泽东最初便意图通过这场谈判，揭露美国图谋称霸全球的阴谋，迫使发动这场非正义战争的美国，为其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负责。同时，他期望利用谈判之机，阻止美国在军事上获得任何利益。为此，在谈判过程中，必须对他们的军事进攻进行有力反击，保持并扩大军事上的主动，确保我国在军事领域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为确保谈判进程的稳固，毛泽东特地于谈判初期将正于大连休养的周恩来召回北京，以便双方共同商议谈判中的关键事宜。
周恩来不负毛泽东所托，亲自挑选了最适宜的谈判代表，即李克农。而其助手亦由周恩来亲自安排，此人名叫乔冠华。这两位，都是周恩来经过慎重考量后，特别指派的人员。
周恩来与彭德怀
毛泽东视野开阔，迅速立足于全局，深入探讨了美国在谈判过程中可能采取的策略。他伊始便精准分析道：“美国一方面渴望从朝鲜战场抽身，另一方面又轻视装备相对落后的中国军队与朝鲜人民军。加之他们对失败的不甘，更企图通过谈判挽回颜面。”
“若战场之上有所缺，岂能仅凭谈判来补？”毛泽东断然不容此类情形出现，这对我国并无益处。然而，即便无法得手，对方亦会施展各种手段企图挽回。这种心态预示着朝鲜谈判将呈现出边战边谈、边谈边战的特点，谈判与战斗将交织进行。
毛泽东洞察全局，自然能筹谋对策。他与周恩来探讨的应对之策，实则简洁明了：“以革命的两面手法，应对反革命的两面手段。”
这意在表明：我们必须警惕他们的双重策略，因此自身亦需准备应对之策。至于这些策略的具体内容，毛泽东同志亦曾给出明确指导：
“一方面，指示志愿军保持高度警惕，针对一线各部队，务必做好应对准备。敌方可能在谈判启动前或谈判期间，对我军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同时在后方实施广泛空袭，意图迫使我国在不利条件下签订和约。”
二是明确指示彭德怀，实施政治与军事的并行策略，以确保美帝国主义陷入全面被动。战斗时需坚决果断，谈判时则需耐心细致，务必深刻领会持久战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绝不可对敌人的停战谈判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要进行谈判，亦要准备战斗，并且必须保持积极主动的姿态。概而言之，无论是战是和，皆将全力以赴，坚定不移。
在谈判进行之际，毛泽东对志愿军作战策略亦作出相应调整，他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创新战术。此战术的核心在于采取小规模歼灭战的方式，通过累积小胜，最终实现大胜，从而逐步削弱敌方实力。
在谈判桌上，毛泽东明确了我们的底线：即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唯有美国和韩国接受这一条件，我们才能考虑停战。坚守不越过三八线的原则，自始至终都是我们志愿军参战的根本宗旨，直至最终，我们亦未曾偏离这一初衷。
正如毛泽东最初所预见的，这场谈判在激烈的交锋与对话中展开，美国与韩国将他们内心的不甘与坚持，在谈判桌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鉴于美军当时仍掌控着三八线以南的若干区域，而中方坚持“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原则，这要求他们必须后退。然而，他们坚决反对，坚持要求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的标准。
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所提出的极端不合理的军事分界线。
毛泽东早已洞悉他们的意图，便明确指示我国代表：在谈判桌上直接揭穿他们缺乏和平意愿的真相。此策略果然奏效，瞬间令对方陷入尴尬境地。
即便面临下不来台的困境，美方依旧执着于按照他们的标准划定分界线。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提出应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我们无需一味坚守三八线，而应作出适当的妥协，让他们获得一些无关痛痒、并无实质意义的“好处”，以维护他们的颜面。
开城停战谈判。
正当中朝双方准备作出让步之际，美韩联军却故态复萌，试图通过武力手段彰显其军事实力，意图在实质上控制三八线以北区域，从而在谈判桌上对中朝施加压力。他们先是暗中挑起事端，继而又以大规模军事行动为借口。
毛泽东下达了明确指示：务必坚决予以击退。在志愿军与人民军的顽强反击下，美军未能占到丝毫便宜，最终不得不重返谈判桌。
不久，美国与韩国又生事端，妄图提出所谓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论调，进而各自后撤两公里，声称旨在建立非军事区。毛泽东对此指示，要在谈判和舆论上持续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这一策略果然奏效，他们试图通过谈判来维护颜面的手段，不仅被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洞悉，连美国的主要盟友如英国、法国等国也都看穿了。
艾奇逊曾直言不讳：“他们对朝鲜战争的兴趣已降至前所未有的低谷。”
事后，美军频出奇招，谈判的进程随之延宕。正如毛泽东最初所预见的，这场谈判演变成了一场持久战。到了1952年，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演讲中宣称：“一旦当选，我将亲自踏上朝鲜半岛，寻求终结这场冲突的胜利之道。”
“若中朝方面不作出让步，美国将坚定地继续战斗，甚至不惜考虑动用战术核武器以达成胜利。”
毛泽东对此事密切关注，洞悉了其中的真相：美国正对中国进行威胁与核讹诈。他迅速作出公开指示，在一次演讲中，他激情洋溢地挥动手臂，高声宣告：
“至于战争将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不应自行作出决断。无论是由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是未来的某位美国总统来定夺，他们决定何时停战，我们就将跟随他们并肩作战，直至彻底取得胜利。”
他还强调：
我们绝无意图侵犯他国领土。然而，若他国侵犯我国，我们必将坚决反击，直至胜利。中国人民秉持信念：既追求和平，亦不畏战火，两者皆能应对。若美帝国主义再起战端，我们亦将与其持久对抗。
毛泽东曾言：“帝国主义不过纸老虎”，他自是无所畏惧于任何威胁与核威慑。
面对威胁的无效，美方无奈地重返谈判席。然而，他们的态度依旧不端。正如文初所述，他们原本承诺签署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文件，实际上已被他们公然违背。
李承晚虽是释放战俘的执行者，然而此事的背后，无疑有美国的影子操控。毛泽东自然洞察了这一点，据此向中方代表团下达指示：务必在行动上作出显著表态。
接到指令后，彭德怀即刻奔赴平壤，准备进行“重要表态”。在26日这一天，也就是毛泽东获知李承晚单方面处理战俘事件的第七日，毛泽东向彭德怀发出回电：批准了彭德怀提出的进一步消灭李承晚军队1.5万人的计划。毛泽东在电文中表示：
“停战协议的签署需延期进行；彻底消灭一万多南朝鲜军队的行动，实属必要。”
接获电报后，彭德怀立刻赶赴前线，着手部署对李承晚军队的攻势战役。7月13日黄昏时分，那场在朝鲜战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战役——金城战役，就此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一声令下，万炮齐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李承晚的炮兵阵地即刻化作废墟。紧接着，在激昂的号角声中，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勇猛冲锋，短短一小时内便突破了南朝鲜4个师的25公里防线。
在短短一日之内，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勇士们便将金城以南的战线稳固，向南推进达9.5公里之遥，对南朝鲜军队造成了重大打击。
一窥南朝鲜“王牌军”的受损情况：“王牌军”第2军伤亡高达7300人，首都师亦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彭德怀深刻领悟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他明确指出：金城战役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和平谈判的进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对李承晚实施惩戒。至于战斗的规模，彭德怀深知只需恰到好处地达成“惩戒”的成效即可。
在金城战役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对彭德怀作出明确指示：务必持续与美国保持沟通，谈判进程不可中断，但应采取非正式的交流方式继续进行。
金城战役的硝烟散去，美国政府深刻意识到，中朝双方在战场上已牢牢掌握主动，而在谈判桌上亦寸步不让。若一味拖延，美国将长期深陷朝鲜泥潭，此举无疑将对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利益造成严重影响。
美国方面对李承晚施加了压力，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李承晚不得不以书面形式向罗伯逊作出回应。
即便我无法亲自签署那份停战协议，我们亦将保持中立，前提是协议中规定的措施与行动不会对我国的存续构成威胁。
金城战役落幕之际，美方主动承认错误，并积极寻求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同时，他们承诺将严格约束李承晚的行为。对此，毛泽东作出指示，批准谈判得以继续进行。
7月7日，中朝代表向美方提出，对方必须就停战议题作出明确承诺。至此，美方彻底陷入了被动境地，不得不接受该提议。
7月11日至16日期间，美方代表在谈判过程中，相继向中朝双方提出了9项承诺。毛泽东在得知详情后，微微点头，并指出：此刻，正是达成停火、终结朝鲜战争的绝佳时机。
毛泽东颔首之际，短短三天之内，中朝双方代表便将美方的各项承诺公之于众。7月22日，双方正式确定了最终的军事分界线，并将其绘制成图本提交给谈判代表。到了24日，双方代表在仔细审议后，一致同意予以批准。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两年又九个月之久的朝鲜半岛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圆满落下帷幕，双方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署协议之际感慨道：“身为美国将领，我成为了史上首位在未获胜利的战争协议上落笔之人。”
“联合国军”的最高指挥官马克·克拉克（前排左三位置）在朝鲜停战协议的正式文本上庄严落笔。
全程指导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的毛泽东，对这场战争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战略与思想层面，他将其视为一场代价沉重的平局。
“必须加快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的步伐”。这一启示深刻地塑造了新中国后续数十年的发展轨迹，其影响至今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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